[中國環境報]“政策”扎根“泥土”方能落地生花

今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的主題是“從協議到協力：復元生物多樣性”，表達了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二階段會議通過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這一歷史性共識轉化為行動的美好愿望。

或許有人認為，“昆蒙框架”這一全球的行動目標與基層相距甚遠。近日，浙江省寧波市的一個小鄉鎮，讓人看到了“昆蒙框架”落地生根的影子。在5月18日舉辦的2023生物多樣性友好城市主題活動上，寧波市海曙區《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實施指南》地方性技術規范（以下簡稱《指南》）正式發布。“昆蒙框架”將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以下簡稱NbS）納入了行動目標。《指南》是國內首次將NbS全球標準進行地方標準轉化的探索。

《指南》的制定源于龍觀鄉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試點的實踐，這也帶來一個思考：我國有上萬個鄉鎮，因此，“昆蒙框架”要落地見效，不能只在政策里，也不能只在城市間，而是要扎根“泥土”中。鄉鎮層面如何切實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如何更加規范化？帶著這個問題，記者專訪了《指南》起草小組負責人、中國計量大學碳中和與綠色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虞偉。

中國環境報：去年12月，《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 規劃指南》亮相COP15，成為我國首個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地方標準。標準對于鄉鎮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了什么作用？

虞偉：我認為，標準化路徑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進入規范化軌道必不可少的一步。將基層的良好實踐提煉成標準規范加以推廣，同時用標準規范來指導基層實踐，這也是推動“昆蒙框架”落地的重要推手。

以《指南》為例，我們之所以要制定這樣一個標準，是因為NbS對于基層來說太抽象了，八大準則、28項指標，規定更多是方向性內容，應用到當下基層實踐場景中有點困難，而基層目前需要的是一份說明書或施工圖。《指南》不僅“翻譯”了NbS全球標準，還對如何應用提出了具體步驟，做了具體闡釋，相當于方法論。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不僅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工具，還是一個涵蓋環境、社會、經濟等領域，需要跨界、跨部門協力的全方位解決方案。比如，規劃作為飲用水水源的水庫治理項目，過去可能會分成水環境治理和水庫大壩加固兩個獨立項目實施，如果參照NbS來策劃的話，那就是一個綜合項目，可以將庫區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匯水區林地、農地化肥農藥治理、水庫堤壩加固等一并考慮。同時，還可以發展一些生態研學項目，增加庫區村民收入，將環境治理、防災減災、社區發展等一并考慮。

事實上，《指南》是在提示政府在項目規劃、建設等方面應該注意哪些問題以及如何評估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成效。《指南》提出，在項目設計、方案編制等過程中，需要對標幾項指標：社會挑戰、增強生物多樣性、具有經濟可行性等。每一項一級指標中又分為幾項二級指標，例如，在“帶來生物多樣性凈增長和生態系統完整性”這項一級指標中，又設定了評估生態系統的現狀以及生態系統退化的主要驅動力、階段性評估定量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監測并階段性評估NbS可能對自然造成的不利影響等二級指標。

同時，《指南》對這些指標進行了量化，通過評分可以直觀看出是否符合NbS標準。這種清晰的指標和量化，將抽象的理論簡化為結構化的評分，便于抓落實，可以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更好地融入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和治理過程。

我們后續還會制定一系列標準，不斷完善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地方標準體系，再通過將標準的內容納入鄉鎮的年度工作計劃，強化標準的應用場景，確保標準在基層能得到較好的實施。

中國環境報：城市和鄉鎮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側重點有何不同？鄉鎮推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難點在哪里？如何解決？

虞偉：我們現在討論的城市主要指城區，城區和鄉村在物種分布、空間尺度等方面差異很大。城區人口密集，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更加側重營造親自然的生活環境；而鄉鎮空間更大、人口分布較散、物種和景觀更加豐富，鄉鎮更多強調開發和建設過程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通過修復、補償的減緩措施來應對可能造成的生物多樣性影響。鄉鎮層面還要探索如何通過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來增加社會福祉，讓村民從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獲益。整體而言，鄉鎮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潛力更大，可探索空間更多，最終的成效也會更明顯。

評價環境保護工作的成效，不僅看水質、空氣質量等傳統環境要素指標，還要看生物多樣性豐富程度。鄉鎮要踐行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層干部和村民的保護理念、行動力非常重要，難點是如何縮短從理念到行動的距離。不少村民雖然認同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但也會覺得，生物多樣性保護與自己關系不大，或者受多年習慣和認知影響，很難在行動中體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強烈意識。

我帶著學生曾經在龍觀鄉做過一個調研，想了解一下除草劑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調研發現，農戶更加注重除草劑對農作物的影響，對其他物種及環境影響的考慮較少。農戶認為規范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主要靠他們的自覺性，而讓農戶自覺的有效途徑是能讓他們獲得切實的利益。

如何才能增強村民的獲得感和參與感？我認為，首先，要讓村民得實惠。這幾年，龍觀鄉通過開展生物多樣性友好鄉鎮試點，名氣和人氣雙增長，農產品賣得更快了，農家樂、民宿生意更好了，這些都是村民得到的明顯實惠。要堅持需求導向，精準識別村民想要什么。比如，龍觀鄉引進中華蜜蜂養殖項目，通過“公司+基地+農戶”模式，幫助村民做技術培訓，推廣比“直筒養蜂法”更科學的“活框養殖法”，使戶均養蜂增收30％。

其次，精神獎勵也是必要的。鄉村也是熟人社會，可以樹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先進典型，比如，最美巡護員、最美養蜂專業戶等，通過榮譽感，激發村民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積極性，讓他們感受到政府對他們工作的肯定，這會讓他們在村里特別有面子。

再次，要拓寬村民參與渠道。生物多樣性保護對村民來說，或許是比較抽象的，要告知村民哪些行為有助于生物多樣性保護，保護生物多樣性還可以獲益。比如，要讓村民明白，因為生物多樣性比較好，才引來流量；在生物多樣性體驗和研學活動中，可以聘用村民作為講解員，通過參與講解活動，實現他們原先沒有機會實現的價值。

中國環境報：讓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地鄉鎮時更加規范化，法治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您認為，鄉鎮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治化路徑有哪些？對推進鄉鎮生物多樣性法治化有哪些建議？

虞偉：去年8月，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檢察院在龍觀鄉設立“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理論研究與實踐基地”，探索鄉鎮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實踐路徑。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法治保障，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方面的經驗和案例很多都來自鄉鎮和社區基層。生物多樣性法治化路徑可以從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四個方面來展開。

在立法層面，野生動物保護、野生動物馴養繁育、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外來物種入侵以及生態修復和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要充分考慮鄉鎮層面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痛點和難點問題，尤其是加快推進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的立法進程，保護遺傳資源所有者的利益。

在執法層面，要理順生物多樣性相關主管部門職責，強化日常監督檢查，發揮自然資源部門、生態環境部門在鄉鎮的綜合執法力量作用。同時，發揮公眾力量，組建民間巡護隊，招募生態巡護員等，形成各方配合的執法合力。

在司法層面，不僅要依法打擊惡意破壞生物多樣性的違法犯罪行為，還要支持對受損的生物多樣性進行修復。要加強生物多樣性案件行政和司法聯動機制，做好公檢法機關和生態環境部門、自然資源、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門的協調，共享信息，嚴格做好案件移送制度，做好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銜接。堅持比例原則，強調罪、責、刑相一致，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在守法層面，要加強法治宣傳，努力做到精準投放。在鄉村道路主要路口，甚至一些田間地頭設立生物多樣性法治宣傳展板，增加法治宣傳曝光度；探索創新性的傳播推廣方式，比如，龍觀鄉青年策劃的生物多樣性法治大富翁游戲，受到青少年歡迎；通過修訂村規民約，突出生物多樣性保護內容，注重女性群體和社區居民的參與，提高全民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以及全民守法氛圍。

當前，鄉鎮層面推行生物多樣性法治化最大的挑戰是執法能力不足的問題。如缺少必要的監控攝像頭、紅外相機等。自然生態環境好、野生保護動植物多的地方，一般比較偏僻，捕殺和偷盜行為很難被發現，鄉鎮的執法力量較難覆蓋。還有一個問題是違法不知情，比如，工程施工時，不知道自己破壞了野生保護植物資源，這種情況可以通過前期物種調查和普法宣傳來彌補。

我認為，在鄉鎮層面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有助于法治化的落實，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具體來說，出臺政策、編制規劃和制定標準并有效實施，對鄉鎮推動生物多樣法治化工作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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