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民主與法治》周刊發表我校教師汪江連署名文章《“五四憲法”誕生記》。全文如下：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一種命運。新中國成立75周年，從新民主主義邁向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都離不開憲法這部治國安邦、治國理政的總章程、根本法。現行憲法即“八二憲法”，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修訂而成的，值此“五四憲法”誕生70周年之際，重新回顧“五四憲法”誕生的歷史，是極好的紀念方式。

“五四憲法”草案（初稿）的形成

杭州，毛澤東一行為了一件大事而來。1953年12月24日下午，毛澤東的專列從北京駛出，目的地是杭州。在專列上，毛澤東和隨行人員談到，“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我們這次去杭州，就是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

專列于28日凌晨抵達杭州，從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澤東率領憲法起草小組在杭州度過了77個日夜。住劉莊（今西湖國賓館），每天午后三點，毛澤東到北山街84號大院30號樓（今“五四憲法”歷史資料陳列館北山街館）的平房辦公，與起草小組成員一道工作。

1954年1月9日，毛澤東正式開始主持起草工作，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等中央領導，通報了憲法起草小組的工作計劃。除了憲法起草和制定進度時間規劃之外，毛澤東還專門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列了一個憲法參閱資料。故而，憲法的起草工作事實上在杭州和北京兩地同時推進。

決定制定“五四憲法”有一個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因客觀條件制約，無法及時進行人民代表的普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隨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結束、國民經濟的初步恢復，實行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的條件基本成熟。鑒于此，《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的元旦社論，明確將“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通過國家建設計劃”確定為當年的三項偉大任務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定，成立由33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以朱德、宋慶齡、李濟深、鄧小平、李維漢等為委員。憲法制定的工作到1954年正式展開。

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設想，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需要穩妥周密的組織和程序機制保障。當時確定的起草工作基本程序是先由憲法起草小組起草“憲法草案（初稿）”，交由政治局討論通過后，再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通過后，由全國人民討論，最終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通過。

中共中央設立憲法起草小組，毛澤東親自參加并擔任負責人，主要成員還有胡喬木和田家英等。1954年1月9日起，毛澤東領導的憲法起草小組在杭州起草草案初稿，毛澤東不僅確定了憲法的總體框架和起草原則，還直接參與了許多條款的起草。

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起草小組閱讀了大量文獻資料，以開放的視野吸納我國既往及外國憲法的經驗。憲法起草小組于2月17日提出憲法草案（初稿）“一讀稿”后送到北京，毛澤東發電報請劉少奇召集在京中央領導討論，并請鄧小平、李維漢帶回杭州進一步修改。2月20日、28日和3月1日，劉少奇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草案進行了多次討論；在此期間，毛澤東又分別做了幾輪修改，通過匯總意見，最終形成憲法草案（初稿）“四讀稿”。

同時，還聘請國際法專家周鯁生、憲法專家錢端升擔任法律顧問，教育家葉圣陶、語言學家呂叔湘擔任語文顧問，從法律和文字上進行潤色。1954年3月14日下午，在鄧小平、李維漢等的陪同下，毛澤東一行帶著憲法草案（初稿）“四讀稿”（史稱“西湖稿”）乘專列返京。

鑒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的起草全程都是在杭州西湖完成的，中央決定在毛澤東起草工作的原址上設立“五四憲法”歷史資料陳列館（北山街館）。習近平總書記對“五四憲法”歷史資料陳列館作出重要指示。該館于2016年12月4日第三個國家憲法日正式建成并免費開放，成為全國法治宣傳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接待幾十萬人。

從“五四憲法”草案到“五四憲法”通過

1954年3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

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后，憲法草案（初稿）在全國政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中央和地方領導機關、社會各方面代表共8000多人參與討論，歷時兩個多月，匯集了5900多條修改意見。

從5月27日開始，憲法起草委員會召開第二到第七次會議，分章節討論憲法草案（初稿）及各單位的意見。6月11日，第七次會議舉手表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關于憲法起草工作經過的報告》，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審查通過，請其審議通過后對外公布，組織全國人民討論。

在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他談了憲法起草的過程，“憲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個月”“前后總算起來，恐怕有一二十個稿子了”“大家盡了很多力量，全國有八千多人討論，提出了五千幾百條意見”“總之，是反復研究，不厭其詳”，這體現了制憲的審慎周密與認真細致精神。

1954年6月14日下午5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憲法草案，并決定予以公布。與會21位民主人士發言，對其給予了高度贊許。比如，宋慶齡認為憲法的每一字句都經過千錘百煉，每一條文都通過事實考驗。黃炎培認為這部憲法草案充分表現了建設性、和平性、團結性和進步性。

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重要講話，“這個憲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毛澤東認為，憲法是可以實行的，也是必須實行的，提出了“搞憲法是搞科學”的著名論斷，引發與會者熱議。

從6月16日向社會公布憲法草案，到9月11日，歷時近3個月，全國人民展開了憲法草案的大討論。近70%的成年人口約1.5億人參與討論，包括憲法草案在內提出118萬多條意見（同時討論的還有其他五部法律草案）。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并通過憲法草案。1954年4月開展基層選舉，1954年6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32次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關于基層選舉工作完成情況的報告》；7至8月份各地召開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了省級代表16680人，及至8月24日，各地選舉出全國人大代表1226人，其中非共產黨員占比45%多，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廣泛性和協商民主的特點。

1954年9月12日下午，憲法起草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了劉少奇就憲法草案準備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提交的報告，并經完善后交付全國人大審議。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大會主要任務是制定憲法。

9月15日下午三點，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并致開幕詞，下午四點由劉少奇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報告3萬多字，分4部分，劉少奇著重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是歷史經驗的總結、關于憲法草案基本內容的若干說明、關于全民討論中提出的對憲法草案的意見。經過與會代表5天的分組討論和大會發言，9月20日下午對憲法草案進行了無記名投票表決，與會代表1197人參與投票，最終全票通過。

當日，大會主席團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通過，特予公布。”這標志著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正式誕生了。

“五四憲法”是新中國憲法史上的不朽杰作，它凝結了百年救亡圖存、立憲自強有識之士的艱辛探索之心血，借鑒了國內外政治實踐和憲法發展的成敗經驗，表達了億萬人民艱苦卓絕之奮爭。

“五四憲法”的主要內容、基本特征與歷史影響

“五四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以《共同綱領》為基礎，并有所發展，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國家制度的合法性基礎。“五四憲法”除序言（共6段，主要是關于人民革命歷史的敘事、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民族團結和外交政策等內容）外，包括總綱、國家機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國徽、國旗、首都，共4章106條。

其中，第一章總綱部分主要包括關于國家制度的根本性原則、關于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和關于國家生活的社會主義原則等規定；第二章國家機構部分主要包括全國人大、國家主席、國務院、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規定；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部分主要包括平等權、政治權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會經濟權利、教育文化權利、華僑正當利益的保護和外國人的居留權的規定；第四章是關于“國旗、國徽、首都”的規定。

“五四憲法”無疑是一部得人心的好憲法，它呈現如下特征：

第一，年輕而富有朝氣。1954年，新中國剛建立五年，無論是各種要奔赴的事業還是干事業的人，都是年輕的，充滿著朝氣的，制憲的事業自然也受到這種青春氣息的影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同志們，大都正值盛年；中國的人民群眾，展現出日新月異的氣魄。“五四憲法”可謂青春的憲法。

第二，民主且保持有序。“五四憲法”的制定無疑是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樣板。比如，毛澤東在很多批注中都用“可否”“為宜”以及“建議”等商量語氣。憲法不是共產黨一手包辦的，起草委員會中有近一半的民主人士，政協分組討論的意見，中央也極為重視。從6月到9月，組織了三個月的憲法草案全民大討論，這是一場生動的憲法課、法制課和民主政治課。

第三，原則卻不失靈活。憲法是國之重器，其結構、原則、條文，一句一字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馬虎不得。所謂原則，不僅是指“五四憲法”所奉行的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還包括憲法中要明確的“剛性”規范。比如，要明確“五四憲法”是過渡時期憲法，因而它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不僅要寫入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要明確所有制是多樣且處于變革之中的。要保持靈活性，要逐步擴大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實現公民的權利；要尊重民族地區的客觀情況和民族習慣，讓他們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原則和靈活高度結合，這樣才能保障“五四憲法”能及時出臺，且能廣為接受。

“五四憲法”制定后，由于1958年大躍進，反右擴大化、反對修正主義，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五四憲法”實質上不再實施。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國家重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八二憲法”制定時，以“五四憲法”為基礎，保留和發展了“五四憲法”中的若干原則、精神和條款，“五四憲法”方始重新煥發生機。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制度體系，更好發揮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維護憲法權威”。法律體系建立健全，憲法權威地位的維護，憲法在治國理政以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軸作用”，關鍵在于憲法的有效實施。

“八二憲法”繼承并弘揚了“五四憲法”的價值、理念、精神和原則，伴隨在實施過程中的修正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全面依法治國全面貫徹實施憲法之路定將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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